為了更好地統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日前，中共中央印發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關于法治中國建設的專門規劃，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成果，構成了十四五時期統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總藍圖與路線圖。《規劃》以法治中國為題，旗幟鮮明地突出了法治建設的中國屬性，要求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緊扣法治建設的中國命題，依循法治建設的中國道路，解決法治建設的中國難題。

 

 

法治中國建設所承載的歷史邏輯

 

 《規劃》第一部分明確把法治中國建設定位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構成了世界法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不同的歷史背景與基本國情，中國法治建設所理解和追求的現代性與西方是不同的。西方法治產生于啟蒙時期，強調了對君主專制、神權政治的反抗，并將個人主體性的自我實現作為法治建設的主導目標，有著濃重的個人主義色彩。即使現在，對于西方社會而言，作為保證自由的法律技術手段體系的形式法治國仍然構成其法治建設的前提與核心。而我國的法治建設最初雖移植于西方，并在部分原理層面受到后者影響，但雙方在底層邏輯上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對于我國而言，推進法治建設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通過自上而下的統籌與改革，維護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實現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進而完成向現代國家的過渡。它的背后反映了一種以國家為導向的法治建設邏輯，強調只有在國家具有自我保護以及保護其國民能力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對于個人權利的保障。

 

 立足于這一歷史邏輯，法治中國建設的首要任務在于通過法治軌道，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治理的有效性。正因如此，《規劃》第一部分進一步將全面依法治國擺在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保障性位置，確立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統籌推進，并將法治中國建設的最終落腳點安置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以國家為中心建構法律秩序，并由國家主導法治體系戰略布局與整體推進的法治建設思路。基于此，我們應當認識到，《規劃》強調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公共屬性，突出了對于國家能力與治理效能的追求。也就是說，法治中國建設并非單純運用法律去限制國家，而是要在法治軌道中實現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法治中國建設的規范邏輯

 

 《規劃》第二部分要求在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作為首要任務，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將憲法實施和監督提高到新水平。法治本質上是一種規則之治，它以法律條文為載體，以法律規范為依托，要求將國家運行的標準、界限以清晰、明確、公開的方式規定于法律體系之中，從而實現對于國家權力的拘束，并為個人提供穩定的規范預期。而在一國的法律體系中，憲法居于頂點，具有最高性、至上性，是一國的根本法，因此，在法治建設中，規則之治的達成仰賴于憲法之治的實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圍繞憲法之治的實施，則作為政治命題的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轉換為規范命題，在憲法文本中尋找法治建設的規范依據，并運用依憲治國的規范邏輯指導法治中國的建設實踐。

 

 根據我國憲法第五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憲法基礎。立足于本條款的文義，法治中國的建設在規范上應當呈現為政治共同體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整體拘束下逐步實現自身規范化的過程。它從規范層面為法治中國建設劃定了界限，即法治建設的規范對象應當限定在作為統一政治共同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由其輻射下的具體國家機構、國家權力與國家工作之上。除此之外，不得在規范上將之擴張至公權力以外的其他團體和個人。質言之，從規范的角度，國家的法治建設旨在為國家設定義務，而不應成為強制個人守法的工具。根據這一規范邏輯，《規劃》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并從回應社會廣泛關切的重大問題的角度，強調了憲法和法律至上、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以及推進憲法學習宣傳教育的重要性，并圍繞堅持把憲法作為根本活動準則一切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黨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健全合憲性審查制度加強憲法解釋工作等方面展開詳細部署。